● 疫情期间，全国上万间蔬菜大棚瞬间变成了直播间，各地方官员纷纷开启直播带货模式。这种形式补上了传统农产品营销的短板，带货效果非常明显
● 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，出现了流量注水、销量造假、大搞摊派等现象。这些自欺欺人的浮夸作秀行为，背离了为民办实事的初衷，成了一种出风头、讲排场的新型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
● 官员直播带货，“播”的是自身担当，“带”的是政府公信。消费者为官员推销的产品买单，更多的是对领导干部身份的信任。官员直播带货一旦“翻车”，不仅降低产品声誉，影响官员形象，更会损害政府公信力，希望走进直播间的每一位官员都能“牢记使命”
□ 本报记者 赵 丽
□ 本报实习生 秦华民
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，各地虽然经济在逐渐恢复，但是尚未达到去年同期水平，许多地区的农产品还存在滞销的情况，于是各地官员纷纷开启直播带货模式，力推当地农产品。
《法制日报》记者注意到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，以县长为代表的许多政府官员纷纷为农副产品“代言”，成为百姓眼中的“带货员”，有官员还登上微博热搜。但随着这股热潮逐渐降温，有些地方开始出昏招，比如陕西省城固县公开发文，要求全县帮扶干部在“县长直播带货”活动中购买不少于50元的农产品。此事经媒体曝光后，当地已承认错误并致歉。
在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徳水看来，官员直播带货是一种个性化、短时间的行为，只能够刺激某几个品牌的发展，“更重要的是，政府应该从普惠性、实际性等角度出台相关措施，切实促进当地经济发展”。
地方官走进直播间
带货效果非常明显
3月2日，安徽省砀山县县长陶广宏走进网络直播间。“砀山酥梨皮儿薄，掉到地上找不着。”陶广宏一边吃着酥梨，一边为全国网友在线带货。活动期间，他的直播间涌入60万名消费者，当天店铺销量高达2.7万余单，售出近14万斤砀山酥梨，为受疫情影响而滞销的砀山酥梨打开了销路。
不止砀山，浙江衢州、广东徐闻、湖北恩施……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从办公室走进了各大网络平台的直播间，推销当地农副产品。
模仿“网红达人”李佳琦、泪涕交织吃辣椒、演唱网红歌曲《南山南》……随着疫情逐渐好转，地方官员化身“网红主播”，一改往日正襟危坐的严肃形象，用“网言网语”带货，称粉丝为“宝宝”“老铁”，一边互动聊天，一边试吃推介，为特色农产品“代言”，促进新零售消费热潮。
对此，中国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，疫情期间，全国上万间蔬菜大棚瞬间变成了直播间。各地方官员和网红纷纷带货，让直播成为了“新农活”，也让农产品销售找到了新出路。这种形式补上了传统农产品营销的短板，带货效果非常明显。
从网红、大V直播带货到县官直播带货、官方发文倡导地厅级官员主动为地方特产代言，中国电商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
“各界参与网络直播带货，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官员参与其中，对于网络经济的繁荣具有示范意义，表明地方政府也把通过网络直播带货作为自己政绩的一个方面，或者说正确履行作为政府官员职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这将对更多政府官员参与网络直播领域，并通过直播带动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，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。”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王四新分析认为，政府官员介入还会带动其它一些措施的跟进，比如地方上为配合网络直播带货而进行地方经济政策调整，出台相应配套措施，甚至对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会进行调整，使其更符合网络直播经济发展。这种情况肯定有利于促进网络直播经济的发展，促进其向持久化、规范化的方向发展。
王四新认为，这种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方面的发展也会产生联动效应，“比如数据产业，因为直播多了，数据积累也就多了。同时，直播带货涉及生产物流等各个方面，相应配套措施的出台也会促进这些领域的发展”。
“官员直播带货是一种新的促进经济的方式，一方面体现了当地政府及其官员对复工复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视，另一方面，也有利于官员利用自身影响力带动当地品牌的推广和商品的销售。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人们对官员的刻板印象，让老百姓对政府官员有更多的亲切感，提升政府官员的形象。”庄徳水说，政府官员应该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，要利用好直播带货这个平台，但又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个平台，不要把直播带货变成一个作秀的平台，应该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做事情。
庄德水指出，官员直播带货是以政府信用为依托，在直播前应对品牌和产品等进行深入了解，不要被伪劣假冒产品所蒙蔽，需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和生产过程安全。如果出问题的话，不仅企业的声誉会受损，政府的声誉也会受损。
直播带货变官员秀
滋生新型形式主义
5月9日，陕西省城固县县长直播带货火了，带火这一话题的不是惊人的销量，而是“要求全县帮扶干部最低消费50元”的一纸通知，以及随之而来的官方道歉——“通知中的要求是错误的”。
据媒体报道，西部某负责电子商务业务的基层干部吐槽，近期直播带货火爆，他忙得不亦乐乎——领导干部动辄找他要网红、要流量，让他推荐直播服务平台。“领导讲面子，直播带货时观众一定要多，销量一定要大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网红或‘大号’蹭流量，以至于现在网红和流量平台生意火爆，直播一场接着一场，相关收费也水涨船高。”
为了直播时的流量和销量好看，一些地方可谓费尽心思。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，不仅让党员干部当观众，还规定“最低消费额”；有的地方“亏本赚吆喝”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搞促销，只管流量、销量好看，不管这笔买卖划不划算；还有的地方搞“二次签约”“虚假下单”，把已完成的交易在直播时再演练一遍，或下单之后再退单……
更有甚者，一些地方还组织大量水军，在领导直播带货时高唱个人赞歌，营造“刷屏”的氛围。不管领导在直播间的表现如何，一律高呼“领导好亲民”；不管领导相貌如何，一致高呼“领导好帅”，在网络平台上赤裸裸地秀“下限”。
“这主要是由于一些官员的政绩观出现了问题。有的官员为了政绩和点击率，背离了官员直播的初衷。有些领导干部还没有适应这种新传播方式的特点，依然沿用官场思维和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做直播。官员应该把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政府公关的附加产品，作为展现当地产品特色的机会，而不应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认为观看人数少就没有面子。”庄德水说。
在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看来，目前出现的某些官员直播带货作出的强制性规定等现象，已经导致官员直播带货的初衷发生了异化，违背或者扭曲了原先的发展方向。“这些不好的现象会给当地的基层公务员带来很多额外负担，甚至可能走向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。对这种现象应及时遏制，不能让这种风气蔓延下去。”
“领导干部通过网络与群众进行互动交流，本身不是问题。但如果超过合理的程度，官员带货就变成了作秀，甚至为了提升自己的政绩，对流量、粉丝数量等数据造假，使其成为一种恶性竞争。这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，它不仅使领导干部没法集中精力解决实际问题，而且还会使群众对于党政干部的印象大打折扣。”宋伟说。
官员带货乱象丛生
必须明确商业边界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央持续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等“四风”进行严厉打击，有效改善了党风政风，提升了干部形象。但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，出现了流量注水、销量造假、大搞摊派等现象。这些自欺欺人的浮夸作秀行为，背离了为民办实事的初衷，成了一种出风头、讲排场的新型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。
“在反‘四风’的过程中，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得到了很好的遏制，因为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发现到惩处都比较容易，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识别起来比较复杂和隐蔽。”宋伟分析说，少数领导干部对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危害没有深刻认识，本身的党性修养和政治能力不足，一旦有机会就盲目地追求政绩，很容易出现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。未来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建设，即精准识别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露头就要打，抓住典型就要惩处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去消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。
庄德水认为，某些官员还存在特权观念，不务实、不求实，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，容易滋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。同时，许多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官员，喜欢把这种行为披上光鲜的外衣，以求博得社会公众的关注。
“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，只能尽可能地遏制。”对此，庄德水建议，首先应从深处改变官员已有的特权观念，其次要让官员的权力受到更多的监督和制约，第三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担当意识。
针对官员直播带货的问题，有评论称直播带货必须明确商业边界，有必要对领导干部作出准入限制。原则上，领导干部“带货”需要经过报备，不能随意接受企业邀请，更不能参与相关营销活动。而且，“带货对象”应仅限于当地因自然灾害、疫情等不可抗力产生滞销的特色产品，例如农产品。
在刘德良看来，应淡化官员直播带货的现象，除非这位官员本身就是名人，或者粉丝量比较大，否则官员直播带货就是作秀。如果官员要参与直播带货的话，应该针对特定地区、特定行业，而不涉及特定企业或商品的服务，否则可能会让官员参与直播带货的公益行为成为一种商业行为。官员由于身份的特殊性，最好不要随便参与具有盈利性的活动。总的来说，官员参与直播带货形式大于本身，不应对其促进网红经济良性发展有过多的期望。
对于防止出现官员给私人带货现象，庄德水建议引入社会监督机制。在直播结束后，应该明确公布商品的目录以及生产企业的情况等。从长远来看，政府应以“互联网+”的思维，把直播的平台作为宣传本地特色产品的窗口。政府也可以将其打造成为类似于政务App的平台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官方直播市场，这样更有利于对各个地区的产品进行宣传，形成更好的市场效应。
有专家指出，官员直播带货，“播”的是自身担当，“带”的是政府公信。消费者为官员推销的产品买单，更多的是对领导干部身份的信任。官员直播带货一旦“翻车”，不仅降低产品声誉，影响官员形象，更会损害政府公信力，希望走进直播间的每一位官员都能“牢记使命”。
